宋夏边境。

　　范仲淹和韩琦心中都清楚，这大战即将一触即发，在张元离开后，他们二人也是针对之前陆垚在樊楼夜宴当中提出的想法和建议，做出了兵力的部署。

　　要说这宋夏战争之中，最经典的，就是好水川战役，这是直接能看出两国之间差距的战争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，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。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，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。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，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。

　　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，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。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，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。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，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，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。

　　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。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，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，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。当然，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，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。某些时候，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、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。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，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。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，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。

　　更要命的是，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，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。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，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，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。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，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。

　　但最终的落实消化，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。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，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。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，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。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，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。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，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。若是需要分队机动，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，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。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，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。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，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。

　　公元1041年2月，李元昊继续开启自己的对宋作战攻略，率领号称有100000人的部队南下。此时的西夏国已经在河套大部、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南部有很强影响力，但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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